12月26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下称“国家资产负债表”)新书发布会,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出席并发言。

王毅曾在人民银行任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多年,他指出了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疑点:中央银行应该放在这个表中的哪个部门?中央银行行政管理部门是政府部门,但中央银行又是一个金融机构,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一部分是否在金融部门中?如果在金融部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一合并就没了,是否需要单独衡量。

其次,外汇储备也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但是其中大量都属于中央政府,应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相关的指标分类,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计值也是大问题。金融的计值都好办,但是实物计值太难。比如那么多的基础设施,大桥、地铁计不计?这样计值中国统计基础跟不上。“我看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计算,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布点测树的直径,测树的价值涨了多少,基础工作做得相当好。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王毅直言。

王毅指出,无论从横平竖直还是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上都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这不是课题组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王毅做了一个对比,中国统计局做GDP核算总共30来个人,但是加拿大有几千人算GDP,半年后才算得出GDP多少。

王毅表示,基础数据支撑太有问题,不能怪课题组。

政府的基础数据做得不好,不仅投入不够,透明度也做得不好,就他个人做课题的经验而言,“在央行要数据根本要不到,到了财政好要一点,财政要拨款,去了以后都很客气。”王毅直言。

第二个问题,是债务的问题。债怎么在资产负债表里面体现,政府部门有金融部门的资产,也有国有企业的股权,政府的土地储备,这细分下去,能不能用来偿债,有三个层次要考虑:一是能不能变现;二是不变现,但有回报流,那这就不是债。那现在的PPP来说,如果有回报流,PPP并不算风险,但是现在40%的PPP没有一点回报,完全靠政府付费,于是风险就来了;三是能不能交易,但是把地方政府逼急了,什么都能交易。 因此,王毅总结认为,对债的防范要分点三六九等。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财富积累很快,应该注重流量和存量的积累关系。但是具体上说也有一个存量和流量的关系。一个好办法就是上一年编表为存量,下一年就根据财政的收支,根据货币信贷的投放,根据GDP的核算,编出每个部门的流量表。流量表叠加到上一年的存量表就是资产负债的存量,这个方法是好的,这个看数据是不是可支撑。这样编表持续性和工作量都会下来。

另一方面,社科院现在编了资产负债表,但很多国家编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也在编财务报告,特别是政府部门。比如英国政府除了汇编资产负债表,也有财务报告。中国财政部现在也在努力编财务报告,不是金融司在努力,其他司在努力。2015年财政部发表了政府会计准则,还有一个政府财务报告编辑的操作指南,网上都有,2018年开始实行。

财务报告和资产负债表孰优孰劣?过去王毅认为,财务报告比不上资产负债表,但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在中国房价涨得比较高,泡沫比较多的时候,杠杆率是假的杠杆率,财务报告不重估杠杆率,就会大大降低,不好说谁好谁差。总之一个判断就是当经济上升的时候,经济热的时候,恐怕资产负债表就把杠杆率掩盖掉了,当价格崩盘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又急剧下降,这时候财务报告恐怕要审慎一些。因此,最好把以历史成本核算的财务报告和重新估值按照市场公允价值的资产负债表结合起来看。

第五,一个很好的尝试是延伸到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缺口问题。现在这个部门存在25万亿的缺口,中国今年的需求是92万亿,机关事业团体的缺口就达到25万亿,这是相当大的数,中国还有很多非机关部门,会不会成为债务,一定是跟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正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就需要未来将养老负担纳入到分析框架。国外把或有的债务和现在的资产负债表建一个核算矩阵来考虑,或有债务的衡量不能光靠未来,要靠制度设计。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恐怕需要下更多的功夫在或有债务和未来的养老负担上。

首页时政